文革：释放恶魔
乾隆：“虎兕出于柙，龟玉毁于椟中，是谁之过欤？”
问了三遍，没人回答。
和珅：“典守者不能辞其责尔。”
菲利普·津巴多（Philip Zimbardo），《心理学》、《心理学与生活》的作者，差不多全世界只要学心理学，就都是他的学生。他另一件广为知名的事，就是在1971年，于斯坦福大学任教期间，进行的大名鼎鼎（在一部分人口中也是臭名昭著）的——斯坦福监狱实验。
直到实验结束三十年后的2007年，津巴多才出书详细回顾、分析了当年备受争议的实验，这本书的名字叫《路西法效应》，中文出版时加了一个诠释的小标题：“好人是如何变成恶魔的”。作者自己在序言中说：“何我将大部分的职业生涯投注在邪恶心理学的研究上——包括暴力、匿名、攻击、酷刑及恐怖主义。”四十年前的那场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对我们民族造成至深伤痛的，毫无疑问就是在运动中的割裂、暴力、冤案、虐待、杀戮。这个实验和对邪恶心理学的研究，可以让我们更好地去真正理解当年的那场大灾变。
在实验中，津巴多随意指派24名学生模拟扮演“囚犯”和“狱警”，“监狱”的地点就在斯坦福大学心理学系大楼的地下室内。我们来看看实验过程是怎样的：
津巴多教授对9名狱卒扮演者们做出如下要求——所作所为尽可能贴近真实，但不能使用暴力维持监狱秩序。周日上午，身穿笔挺的制服、胸前挂着口哨、戴着深色太阳镜、腰里别着警棍和手铐——完全可以以假乱真“狱卒”们兴奋而紧张地期待着“囚犯”的到来。为了让他们尽快进入角色，囚犯们已经丧失了真实姓名，取而代之的是诸如“2093”、“819”或“5704”的代码，9名囚犯均蒙住眼睛、戴有脚镣，每个人都被脱光衣服冲水、撒痱子粉，并发放狱服，一切与真实环境无二。用作者的话讲——“堕落仪式正式开始”。
刚开始，狱警们仅仅是语言暴力羞辱囚犯，例如嘲笑他们生殖器的长度；仅仅一天过后，就演化为了体罚。为反抗体罚，囚犯们多在监狱内拒绝出门，而看守们毫不让步，他们用灭火器喷射囚犯，将他们赤身裸体地锁在床腿上，禁止他们外出上厕所，带头反抗者被关进了“黑洞”——也就是禁闭的黑牢。很快，只能容纳两个人的黑牢就占满了。仅仅第一天，“8412”号囚犯就精神崩溃、失声痛哭，实验组只好决定让这名“囚犯”退出实验。随即，一个流言开始在狱警中漫延——“8412”号囚犯将尝试帮助狱友越狱，于是狱警们更加草木皆兵。到了第三天，惩罚手段已经上升到人身的羞辱，诸如当众“跳山羊”，高喊“我是罪人”等。巨大精神压力下的囚犯中已经有人为了讨好狱警而出卖了他们的同伴——“819”号囚犯——检举了他背后不恭敬的言论，而“819”毫无疑问被关了禁闭。
第三天，又有一位严重歇斯底里症状的囚犯被迫退出；等到了第四天，用津巴多自己的话说已经是“哀鸿遍野，怨声连连”，狱警更加无所顾忌，虐待不断升级，不公正的处罚相继上演。5704号囚犯暴怒反抗狱警，随即收到更大的报复和折磨；416号囚犯开始用绝食反抗；又有两名犯人达到精神崩溃的边缘……当狱警强迫两名囚犯模仿动物交配的时候，震惊的教授宣布停止了这项实验——比预先确定的结束日期早了9天之久，也就是说整个实验只完成了不到计划的三分之一。
相信，每个看了整个故事的人，感受到的心灵冲击不必津巴多教授更少。这个实验给实验者的仅仅是虚构的、模拟的身份，就已经很快地走向了失控的边缘。作者表示：“在实验开始的时候，两组人之间没有任何区别， 不到两个星期之后，他们之间已经变得没有共同之处了。”作者认为，个人的性情并不像我们想像得那般重要，善恶之间并非不可逾越，环境的压力会让好人干出可怕的事情。津巴多教授由此引出了情境力量场（situationalforce field）的概念：我们看到广大的受试者，如大学生、市民志愿者等等，能够符合、遵守、服从，轻易地被诱惑去做在“情境力量场”之外无法想象的事。一系列心理动力运作过程，包括去个人化、服从威权、被动面对威胁、自我辩护与合理化，都是诱发好人为恶的因素。这就好比白内障，它能遮蔽人的思考，并促使当事人觉得其他人猪狗不如，认为敌人就应该受到酷刑折磨和歼灭。
实验前有如“白纸”的学生，为什么赋予了“狱警”这一身份之后就会变得如此暴戾、野蛮、滥用权力，而“监狱”提供的“对立环境”似乎又对他们所有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我们不禁联想到，在那一场政治运动中，一部分人获得了“伸张正义”、“保卫革命”的绝对正面角色，而另一部分人则被描述成了“走资派”、“敌对分子”，整个中华大地在这样的“情境力量”和“角色扮演”下变成了千千万万个斯坦福监狱。
狱警赛罗斯最后的评估报告中这样回忆自己当时的状态：“偶尔我会忘记犯人们也是人，但是我总是告诫自己，要体认到他们也是人。有时候我会简单地将他们想成‘丧尽天良的犯人’，这样的情形经常发生，通常是在我下达命令的时候。很疲惫又感到厌恶时，脑袋里大概都是这么想的，而且我会采取实际行动，真的不把他们当人看，这样比较好做事。”
另一位狱警的回忆更切中要害：“‘坏人’是社会的败类、是人渣、不配被当作人来看待, 他们的名字不仅被剥夺，由数字取而代之，而且对待他们可以像动物一样被铁链束缚……相反，‘好人’则被授予了武器和权力。一旦你穿上制服，就好像开始扮演一个角色，你不再是你自己，你的所作所为要与这身制服所代表的职责相匹配。” ——如果要分析当年红卫兵的心理，恐怕这段话再贴切不过了吧
路西法是光之守护者，是上帝最宠爱的天使，直到他挑战上帝的权威，带领一群堕落天使投身地狱。堕落天使决定用毁坏上帝最爱的杰作——人类——来报复上帝。津巴多监狱实验的目的之一是旨在解释战争中刷新人性下限的野蛮罪行、以及监狱中的虐囚丑闻。最后教授得出了他的结论：在一定的情境下，传统意义下的“好人”也会犯下野蛮的暴行。这种人的性格的变化被他称之为“路西法效应” ——这是根存于我们每个人内心中的魔鬼。
“人类不是命运的囚犯，而是他们心灵的囚犯。”——富兰克林·罗斯福
我有一位前辈，他外祖父是一位老革命，具体地位我就不说了，埃德加·斯诺的《红星闪耀的中国》里有他们俩的合影，感受一下就行。这位前辈的舅舅，正儿八经的红二代，第一批红卫兵，我来讲讲他的故事。当参加红卫兵的时候，他们肯定是怀着无上的光荣和荣誉感，是想做有益的、好的、保卫革命果实的事情，比如一开始上街破四旧，人家里有个宣德年间的香炉，红卫兵们“啪”就把这砸了，这是封建残余要消除；但是砸了之后掉出来这家存的压箱底的钱，红卫兵们客客气气的就把钱还给人家——这是你们的生产生活资料，炉子砸了，钱还得给你们。
但是，到了后来，就发现哎我砸了炉子没事，那我要是抢了他们家的钱呢？看见个莱卡相机稀罕玩意，虽然不算四旧，但是我人多势众代表正义，拿走又能怎样呢？看看斯坦福的学生在监狱实验里的表现，你不能指望当年文革中十八九岁的红卫兵们有多少的自制力吧。再往后，我打一打人可以的吧，反正他们都是革命的对象、都是坏人啊；我烧了他们家的书籍、手稿没问题吧，反革命的东西有什么好的呢……于是整个事态离人类文明的社会越来越远，变成了群体兽性的恣意倾泻，曾经拿着“最高领袖”的指示奉为金科玉律的年轻人，当领袖再度要求他们“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时候已经置若罔闻了——释放的恶魔已经不受控制了。
开头讲了个心理实验，再讲一个艺术。行为艺术之母，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Marina Abramović），目前她最广为人知的艺术是2010年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表演的The Artist Is Present。整个表演中，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像雕塑一般坐在木椅中，接受陌生人的对视，她这一坐就坐了两个半月，在长达716小时中、1500个陌生人的对视过程中，有诸如艾伦·里克曼、Lady Gaga等明星，也有一些接触到她的目光不过十几秒便宣告崩溃大哭起来的路人。最后，当离别了22年的前男友出现，她先是微笑，随后流泪，最后两位恋人伸出双手，十指相扣，整个实验也宣告结束。
不过阿布拉莫维奇最有意义的行为艺术，是1974年在意大利那不勒斯表演的“韵律0”这部作品，其作品之意义重大，影响之深远，不仅体现在艺术理论界，更是成为了人类学、伦理学、群体生态学、行为心理学、认知心理学和政治社会学中的经典范本。
艺术家想表达的是第一次尝试与现场观众的进行互动，让观众成为她作品的一部分。观众准许随意挑选桌上的72种物件与艺术家进行强迫性身体接触——物品中有玫瑰、蜂蜜、剪刀、匕首、十字弓，灌肠器、中甚至有一把装有一颗子弹的手枪。在整个表演过程中，艺术家把自己麻醉后静坐，不对观众的选择进行任何反应，同时郑重承诺自己承担行为艺术表演过程中的全部责任。在刚开始的过程中，观众们还小心翼翼地“客气”举动，比如喂蜂蜜、巧克力，亲她的脸，给他涂口红等举动；当慢慢发现艺术家完全没有反应时，观众的胆子也越来越大——在她身上乱涂乱画，剪碎她的衣服；慢慢的观众们的行为开始失控，艺术家的衣服被人完全脱去，有人在她身上划下伤口，有人对他的身体做出下流的举动，有人将玫瑰猛然刺入到她腹中；直到最后一位观众拿起手枪，放入她的嘴里，意欲扣下扳机——这才被惊慌失措的旁人制止，整个行为艺术历时六个小时，宣布结束。
阿布拉莫维奇的眼中充盈了泪水，然而她的身体无法做出任何反应，或许整个实验的走向远超她的预期，就像津巴多教授对他的监狱实验感到震惊一样。麻醉结束后，艺术家从椅子上站起，缓缓走向观众，就在刚刚恣意妄为的观众们竟然感到恐惧了起来， 他们纷纷后退， 然后四散逃跑，作鸟兽散。
对于这次经历，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在采访中说出了那句著名的话：“这次经历令我发现， 如果你将全部决定权交诸公众， 那么你离死也就不远了。” (What I learned was that… if you leave it up to the audience, they can kill you。)
我们可以总结一下文革中激进群众们行为的种种特点：第一步，先扣帽子、划队伍，把自己归为正义方（为了革命），把对方划为邪恶方（随便揪点人出来吧，总得有反革命吧）；第二步，对邪恶方展开正义的批判，可能只是限于言语暴力、轻度体罚（监狱实验、“韵律0”实验中的初级阶段）；第三步，当自诩正义的一方，发现自己逐渐过分的行为并不会有任何惩罚，于是心里的兽性愈发激荡喷薄，逐渐演变成了暴力、囚禁、虐待、人格侮辱等人神共愤的行为；最终，野蛮的破坏、大规模的武斗、草菅人命，很多人已经与战争中犯下粗暴罪行的野兽们并无二样了。
文革结束了，但是文革的土壤从未被消除，这个土壤就是我们每个人心中的恶魔。
上面的过程中最基本的就是第一步，首先要扣帽子、划派别，要把自己放在正义的一方，就像斯坦福实验里狱警说的那样：他们是坏人，我们对坏人做什么都是正义的。我们看现在网上的互喷，无论是“X粉”“X蜜”还是“公知”“小粉红”，一定要给对方先扣上个“帽子”、划一个“派别”，大致逻辑就是这样：你看你说这种话，你一定就是“公知”/“小粉红”了，你看这个公知造谣了，你看这个小粉红又说什么蠢话了——所以公知们都是谣棍、小粉红们都是脑残——所以公知/小粉红要死全家——所以你是公知/小粉红，你也要死全家。
还有那篇流传甚广的文章《不是老人变坏了，而是坏人变老了》，很多人知道这句话，但是不知道这句话的出处，这篇文章的核心论点是什么呢，引用原话：“几十年前，年轻的红卫兵打、砸、抢、烧，祸害了一帮老年人。现在，一些老年人碰瓷、讹人，自己摔倒坑人，祸害了一帮年轻人……仔细想想，其实不是老年人变坏了，而是，那拨坏人变老了。”——文章就从多方面论述了，因为那个年代环境是坏的、出生在那个年代的人是坏的、而且都是坏的、而且一直到现在还是坏的。这种一个论断打死一群人的方式，不就是当年红卫兵“认真分辨”反革命的标志性做法么？可以想象，这篇文章的作者和簇拥者们如果到了那个年代，一定是挥舞着道德大棒去给所有人贴标签、扣帽子，再推到对立面，狠狠地批判一番的年轻人。
再来看看这个：
我今年的笑点都指着这条微博来满足了，反正就是一个“公知”跟一个“五毛”吵架（这都是他们自称的名号，不是我帖的标签），相互指责对方是“文革余孽”，然后公知在自己微博发起了一个投票，让粉丝选谁是“文革余孽”。你们看了是想哑然失笑还是想放声大笑还是想偷偷窃笑还是哭笑不得，当年文革中的“反革命”分子不就是茫茫多红卫兵公推出来的么，不就是群众失智和盲目的典型注脚么，现在还发起投票来“选”文革余孽，究竟谁才是文革余孽啊。
就现在网络语境下，“文革余孽”这个词也已经成为了扣帽子、划界线、把对方搞臭搞烂的手段了，跟当年红卫兵动不动就说人“反革命”是一个道理，真是完美的继承了“文革精神”啊。所以这是我发明的一个词——“文革余孽悖论”：经常随意指责他人是“文革余孽”的人，才是真正的“文革余孽”。看看这种人有多少，就知道文革的土壤有多深厚。我随便翻两个网易新闻，截个评论给你们看（注意看那个赞同数，都是热评啊）：
看现在网上，舆论汹汹，譬如前一阵的马蓉和王宝强、郭德纲和曹云金，是不是感觉当一种声音成为了统治观点之后，其他声音就再也难以发出来了，但凡有些“异见观点”，还不一定与主流观点截然相反，只是没能完全迎合主流观点，马上就会受到相当多的、带有恶意的攻击。如果说这是舆论在维护正义、替天行道，那么自以为自己是“正义”的舆论犯错了怎么办呢？广东陆丰高中女生安琪被怀疑偷窃服装，服装店主将她的照片发布到网上，随后安琪遭到人肉搜索，个人隐私信息被曝光。女孩不堪压力自杀身亡。最后警察证明，事实上这个女孩并没有偷衣服。
看看这些土壤，是不是感觉把文革的探讨仅仅归于政治斗争、上层角力还远远不够呢？所以我一直在说，文革从未得到真正的反思。
1895年，法国著名社会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出版专著《乌合之众》，代表着心理学一个分支——群体心理学正式成立。一句话概括这本书——人民是蠢的、盲目的、低智商的。
勒庞认为，人一旦进入了群体，他的性质就会发生了变化，他就不再是一个“人”了，而变成了一个“群体中的人”。“群体中的人”的人有两个特点：首先是个人个性的消失；其次是他们的情感与思想都在关注同一件事。因此，他们就会产生共同的心理——集体心理，即当他们成为群体中一员的时候，他们的情感、思维和行为与他们单独一个人的时候迥然不同——想一想斯坦福监狱的高材生，在联想一下狂热的红卫兵们。在群体心理中，最突出的特点是智商被削弱了，作者认为：“人民群众”绝不比任何一个人更聪明，反倒是他们的愚蠢是有目共睹的。（五十岁的老毛果断点了反对，八十岁的老毛想点赞同，还是犹犹豫豫的下不去手）
群体中的人都会有一种“法不责众”的想法，这是一种卑微的心理安全感，但也因此他们在行动时就会显得异常的理直气壮，也勇于挑战种种底线。群体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群体就是法律，群体就是道德，群体的行为天然就是合理。作者举例，在法国大革命中，那些心肠慈软、悲天悯人，“看到一只受伤的鸟儿都会落泪的善良的人们”，却毫不犹豫得支持野蛮残暴的提议，把无辜的人送上断头台。
在集体中，无意识主宰者这个有机体的活动。群体的情绪会相互传染，这些传染一旦扩散，就会演变成群体性催眠，直到这种群情绪主宰整个集体。在群体中，大脑的理性活动被抑制、正常的思维活动被麻痹——只听命于他的脊椎神经所接收到的外部信号。群体中个人智力泯灭存在着以下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自我意识模糊； 第二个阶段是独立思考能力下降； 第三个阶段是判断力与逻辑在暗示与传染的作用下趋同一致； 第四个阶段是残存的智力品质被彻底反噬。
现代心理学认为——群体的特点与表现，只有在低级进化形态的生命中才有可能看到（看看本文上面举得那些例子里有多少是兽性的发泄吧）。所有群体都是盲动的、急躁的，更可怕的是，群体不承认障碍——他们不承认自己的愿望与现实之间存在的种种障碍，但凡有人证明这个障碍，那就等待群体最冷酷的惩罚吧。例如，在中世纪，基督徒认为哲学和科学研究都是异教徒的活动，应该被禁止，而在文化古都亚历山大有一位智慧与美貌并存的女性——数学家和哲学家希帕蒂娅，一天在回家的途中被宗教暴徒劫持，她被撕碎衣服拖至凯撒瑞姆教堂的祭坛前，随即而来的是是剔肉、刮骨、斩肢和焚烧等酷刑。异教徒的眼睛被挖了出来，尸体被肢解，扔进了亚历山大图书馆的熊熊烈火中。很明显，在宗教暴徒严重，希帕蒂娅的博学包括亚历山大图书馆的知识，都成为了他们信仰的障碍，粉碎这个障碍，就成为了群体的当务之急。举一反三，其他可类比的例子我就不赘述了。
（以希帕蒂娅为原型的电影海报）
只要群体出现，它就必然是偏执的。群体只要知道简单而极端的感情，对于别人提供给他们的各种意见、想法和信念，他们或者全盘接受，或者一概拒绝，将其视为绝对真理或绝对谬论。
当然，需要说明的是，《乌合之众》可以给我们解读历史的参考和启发，但毕竟只是一个角度，关于其中观点的反驳一直以来也不在少数（比如核心批评点就在于缺少实验的支撑，很多论点只是作者的主观的判断）。我们可以把勒庞的“人民愚蠢论”和毛泽东的“人民伟大论”“群众路线”等结合起来看，毕竟，纵观人类历史，还没有那个个人的才智，能把我们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说清楚。我们这个世界太复杂了，多了解一些观点，对我们更清晰的认识客观现实有好处。
就拿如此贬低群众的勒庞来说，他也无法否认人民群众在创造历史、推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巨大作用（这才符合辩证法嘛）。他说：
……比如舍己为人、自我牺牲、不计名利、勇于献身核对平等自由的渴望等等，那么我们就可以说，群体常常会表现出很高的道德境界。
除非是群体，才会体现出这种大义无畏、一往无前的凛然气概。 除非是群体，才会在慨然赴死的进程中带给人一种激昂的情绪与荣誉感。
也只有无意识的心理特征，才会催生这种伟大的英雄主义。
人类历史上的任何一次起义，都不乏群体慷慨悲歌，从容就义的场面。
而且，正是这种无意识的心理背景下的英雄主义创造了历史。假设群体总是表现得像个体那样冷静而功利，那么，世界历史将会表现得乏味很多。
5革命者的执念
有这样一个故事：
有一条恶龙，附近的村民深受其害，每年这个村庄都会有一个少年英雄去与恶龙搏斗，但无人生还。又一个英雄出发时，有人悄悄尾随。龙穴铺满金银财宝，看到英雄用剑刺死恶龙，然后坐在尸身上，看着闪烁的珠宝，慢慢地长出鳞片、尾巴和触角，最终变成恶龙。
就是预见到了勇士们变成恶龙的危机，毛泽东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晚年是十分紧张的，他天天放在心头念念不忘的，就是红色江山是否变色的问题。可以从他的诗作中窥见一斑：老毛一直是天生浪漫的革命乐观主义情怀，反围剿，十倍于己的敌人，他说“横扫千军如卷席。有人泣，为营步步嗟何及”；长征多苦，他说“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建国初，整个诗的风格就更加轻快了“一唱雄鸡天下白，万方乐奏有于阗”“最喜诗人高唱至，正和前线捷音联”“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等到了六十年代，风格就陡然严峻了起来，“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这“妖雾”指的是什么，“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苍蝇、害人虫又是谁？
还有一些伪托之作，比如那首“人民胜利今何在？满路新贵满目衰”，这首诗做的不甚高明，不过也是作者想替毛说出心里话。还有那首“如今天下红遍，江山靠谁守？业未竟，身躯倦，鬓已秋；你我之辈，忍将夙愿，付与东流？”这首词应该是晚辈再给毛的信中所做，毛看了之后颇有触动，又抄了一遍给周总理，所以这首词毛的手稿是有的，“致周恩来”的字也是有的，只是不是毛泽东所做，但从这种举动来看，肯定是他认同的观点。
还有毛泽东那段著名的话：
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
毛泽东至死不认为他自己错了，反而认为在“阶级革命成功下进行再革命”是防止先锋队变质的必要手段，是保证革命不会出现新的权贵的方式，是对马克思理论体系的一次伟大的完善与扩充。
毛泽东对于文革的看重超乎想象，他会说自己人生就干了两件大事，一是成立新中国，二是文化大革命。这其中的道理，我们现代人很难明白，因为许多史料我们看不到了，有些人也不希望我们看到，放眼全球，有哪个国家开国元勋的最后一本著作会成为禁书？
虽然说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新中国政府是当时世界上最清廉的政府之一，然而毛泽东看到了官僚主义的抬头，他担心自己过世之后，没人会镇得住这些官员，官员的子女、亲戚将会成为新的权贵阶级，带来新的压迫与剥削，这就是他死前念念不忘的修正主义，这就是他发动文革的根本动机。用他的原话：“造反有理”“天下大乱才能天下大治”
他还说，“文化大革命要二十年来一次”。
刚刚好是制造新一代人的周期。
他看到了前苏联，看到了干部的子女依然干部，底层工人依然是工人，看到了新的金字塔在慢慢形成；他看到了大跃进期间自己的官僚集团是怎样欺上瞒下“扛着红旗反红旗”的时候；他看到了“四清”运动的时候，自己亲密的战友、把自己思想写进党章的亲密战友，是怎样背叛了他的理想蓝图的时候，他愤怒了：
“我身边睡着中国的赫鲁晓夫！”
很喜欢这样一段话：
他年轻时，因为想让中国人民不受三座大山的压迫，花了30年建立了一个新的政党和国家；当他70岁时发现自己一手建立的政党背叛了自己的理想、很可能会成为新的压迫人民的大山时，又用了他一生的荣耀和剩余的生命去摧毁他。上这种古希腊式的悲剧英雄经历着实让人着迷。
所以我看到柯南剧场版《贝克街的亡灵》有很深的感触：
让我们来一场以中华大地重新来过为赌注的胜负吧！
有人总想把文化大革命归结于“政治斗争”、“打击异己”这是非常肤浅而简单地看法。历朝历代，哪个党政军大权一把抓的皇帝需要发动全国群众打击政敌？李立三、王明、张国焘，当时在党内都比他强势或势均力敌，也没有见他发动全国群众啊。蒋委员长搞定廖仲恺、胡汉民、许崇智，软禁刺头张学良、孙立人，哪用得着发动全国群众了？政治这种东西门门道道多了去了，要真动一个刘恐怕还真用不到。
世界上下五千年，有那个统治者在执政的位置上喊出“造反有理”的口号来。
更何况，历朝历代皇帝杀功臣为的是他的儿子、孙子，为的是子孙江山万万年。毛呢？已经到了人生的尽头，儿子十年前就死在了朝鲜战场，剩下一个有病的儿子和远房侄子又绝无接班可能，对于一个行将就木天天嚷嚷着“马上就要见马克思”的老人，他杀功臣为的是谁？为的是他那个儿子？就像朱元璋搞死胡惟庸，着眼于废除千年的丞相制，毛泽东心心念的也不是刘少奇，而是刘少奇背后的庞然大物——整个慢慢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要砸烂人类几千年社会都无法砸烂的阶级固化金字塔！
然而发动文化大革命又怎样呢？这又是一次彻底失败的社会实验。天下大乱。
人类又一次求解贫富差距问题、阶级固化问题的实践，还是没有逃过失败的命运。
毛的晚年是痛苦的，他反复的说着这类话：“‘峣峣者易折，皎皎者易污。阳春白雪，和者盖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后两句，正是指我。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那也没有什么要紧，物质不灭，不过粉碎罢了”；“我死了，可以开个庆祝会。你要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最好穿颜色鲜艳的红衣服或花衣服，要兴高采烈、满面春风地参加庆祝会”……
毫无疑问毛的判断是有错误的，他太过于相信他的人民了，我们看毛选和毛语录，满眼解释“依靠人民才能赢得战争”“人民是智慧的，而我们是愚昧无知”这类的话，这也是为什么西方学者把毛泽东归为“民粹者”而非我国小清新们认为的“独裁者”。然而毛没有料到，在没有先锋队指引下的人民犹如洪水猛兽，一切人性之恶都被释放了出来，他后来意识到了这一点，然而当他想再组建先锋队的时候，他的生命已经油尽灯枯，来不及了。
就像我在讲王子屠城故事时候说的：我们只有在上帝视角的情况下，加了无数的可知条件，才能做出一个看似最优的选择，然而回到了真实社会，我们都是迷雾中的盲人。有时候那一步，便是深渊。
不管怎样，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生命中最后的绝唱；
也是全世界、全人类范围内无产阶级运动的挽歌。
从此之后，我们只能看到，欧洲工人无休无止的罢工，只是为了提高福利，并没有任何改造整个社会规则的诉求；我们只能看到，底层人民把所有的发泄变成了打、砸、抢、烧汽车，本应该成为社会进步力量的他们，却站在了人类文明的对立面；我们只能看到，勤劳的东亚人民在血汗工厂中呻吟，便是跳楼时的那纵身一跃，也是悄无声息。
先锋队之后，再无先锋队。
革命家之后，再无革命家。
有人说我这是在给老毛洗地，反正就随这些人怎么说，我开头第一段明明白白的写着：“虎兕出于柙，龟玉毁于椟中，是谁之过欤？——典守者不能辞其责尔。”。他的动机高尚、出发点正确，不代表他不应该为整个文革的悲剧负责。我说这个的目的是，我们想反思文革，都没找到反思文革的正确姿势。怎样才是文革准确的切入点，乌合之众是、斯坦福监狱实验是、 “韵律0”。那看这段话，还不如说《乌合之众》的作者给老毛洗地：
因此，我们所提到的这些大事件（各种暴行、惨案），只有在群众的灵魂想让它们发生时，它们才有可能发生，即使最绝对的专制者也无能为力。假如某个史学家说，圣巴托洛缪惨案是一个国王所为。那么，他显然对群体心理一无所知。
最起码我还说了责任是谁的对不对。我们教科书说：“是一场由毛泽东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运动。”我一直说我们教科书是高级黑，“反革命集团利用”——反革命集团是谁，利用是怎么利用？
呵，呵，呵。不，可，说。
最后再引用《乌合之众》里的一段话吧：
昨天受群众拥戴的英雄一旦失败，今天就会受到侮辱。当然，名望越高，反应也会越强烈。在这种情况下，群众会把陌路英雄视为自己的同类，为自己曾向一个已不复存在的权威低头哈腰而进行报复……信徒们总是穷凶极恶地打碎他们以前神灵的塑像。
笑看某些打砸抢烧的红卫兵，坏事都做完了，然后说不是我的错我当时还年轻，都是老毛怂恿我蛊惑我，这个锅就让老毛背吧，来我们来一起来反思文革。
勇士屠龙的故事还没完：
尾随者返回村庄说出了这个秘密。他告诉人们：第一，我们要团结在一起去打败恶龙；第二，我们要警惕每一个英雄，不让他们受财宝吸引而堕落。尾随者受到村民们的拥戴，被称为“导师”，并率领村民再次打败恶龙。
导师去世后，参加最后一战的英雄们开始声称根本没有“英雄堕落”这回事，是导师欺骗了村民。英雄们结伙搬去了龙穴居住，并索取村民们的供养。他们把自己身上越来越多的片状物、越来越长的条状物都称作“英雄特色”，并且宣称这种变化是一切人类无可避免的宿命。
日子就这样过去，终有一天，一个绝望的村民无意间发现了导师的坟墓。村民们发掘了墓穴，突然明白英雄们所说的一切都是谎言。因为在那白石的墓穴里，水晶的灵柩间，躺着的并不是恶龙的遗骨，而是一个他们似曾相识的，凡人。这就是世上唯一一位没有堕落的英雄的故事。
6迷茫中的徘徊
毛泽东的逝世和文化大革命的失败对于全世界的左翼来说打击太大了，使他们整个信仰都产生了动摇。下图是我一个朋友整理的人类历史上重要的革命、左翼运动的资料，看最后，毛泽东逝世之后，截然而止。
七十年代末，整个世界的左派就陷入了一种痛苦的迷茫中，因为他们闹革命，就是毛给的方法论啊，这老人家说走就走，下面怎么办啊。整个左翼运动的趁机也给了世界八十年代新自由主义大行其道的土壤。
尤其是日本左翼，看他们毛泽东逝世后那几年的文章弥漫着一种浓烈的痛苦和撕心裂肺般的绝望，就差学武士切腹给天皇殉道了（事实上当时自杀的左派还真有）。日本人以其特有的严谨，把毛泽东所有的文章掰开了揉碎了进行分析，除了最基本的具体什么时间什么特殊的背景写了什么文章、发表了什么讲话、做了什么批注，更连哪年哪月对之前十几年前的什么什么文章做了什么修改，所以这篇文章一共有一二三四几个版本，分别发表在哪些哪些地方，或者抄送给谁谁谁看了，都写得一清二楚——这个就非常有价值了，毛泽东为什么会翻出来十几年前的文章进行修改，他的思想有什么变化，为什么一定要抄给某些特定的人看，这些信息一了解，很多谜团般的问题就变得非常通透了。我在香港的时候，读了不少香港左派翻译的日本学者研究毛泽东的文章，真的非常佩服日本人一板一眼的认真，但是很遗憾，毕竟香港地方不大，又懂日语又懂毛泽东思想的人太少了，再加上粤语特有的语法让我读起来挺别扭，所以能得到的有效信息非常有限，不能不说是一大憾事。毛选第五卷，只选了58年以前的文章，就已经成了半禁书了，而毛泽东大跃进、文革期间所有的东西，恐怕以后只能在日本看到了。余秋雨在《道士塔》里说，日本学者由衷佩服地说了一句“敦煌在中国，敦煌学也在中国”；我只能很遗憾的说：“毛泽东在中国，但是毛泽东学在日本”。
以日本为例，因为文化大革命的悲剧，左派对于整个世界的解释产生了分裂。我发明了两个词，一个叫“普世左派”一个叫“救世左派”。普世左派是啥呢，就是老毛信仰的人民的力量，觉得人民是天神，我们是要感动天神来完成革命、改造世界的。很明显，文革中这个天神没干出什么太好的事来。于是在毛去世后，就有了“救世左派”的观点，大致就是人民不能指望，只能指望几个杰出的领袖，去砍掉恶龙，拯救人民。但是既然是左派，就肯定不是精英主义，一切都是为了劳苦大众，但是只劳苦大众不能指望，只有靠杰出领袖多费点事，度他们一程了，颇有点佛教普度众生的意思：“谁记他火羽焕云霞，穿云破晓只一刹；谁记他金翅镇那迦，妙翼渡劫法莲华；谁记他吹帝释梵笳，普渡众生归去天涯……”
在“救世左派”中，最有代表性的莫过于姜文和他的作品。我就以大家熟知的《让子弹飞》举例（其实《鬼子来了》更赤裸裸，所以那个给禁了23333）。
先说几个人物的代表形象，张麻子，张牧之，毛润之；蔡锷手枪队队长，松坡将军爱将，朱德。“土匪”张麻子，就是以朱毛为原型的人物。
几个兄弟，跟着麻子造反，老二是麻子最得力的助手，老三到老七嘛，后面说。
黄四郎，三座大山——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
师爷，左右摇摆的旧势力，哪边得势站哪边。
团练教头武智冲，旧社会统治阶级的打手，主人吃肉他吃骨头，最后形势有变，倒戈的比谁都快。
夫人，花姐，都是风尘出身，旧社会（被物化的）女性悲惨遭遇的集中代表，反而行事果决、敢作敢当，比一众男人看着舒服多了。需要提一句，这里的每个形象都代表着一类人，而不是某个人，抠字眼一般的八卦这一人代表的是谁、那一段讽刺的是谁，让电影的格局降了不少。
不要说我这是过度解读，导演想拍的就是这个意思。姜文是毛泽东的狂热崇拜者，可以去看看《让子弹飞》大火之后，他专门讲这部电影的出发点的采访稿：《毛泽东像摩西出埃及，我赶巧和英雄同时代过》。
姜文这个片子很厉害，厉害在哪，整部电影就是讨论了左派革命者们面临的两个最大的困境、至今还没解开的两个困局：第一，先锋队变质的问题；第二，人民群众觉悟低、群体性失控的问题。
我们知道，列宁是讲“先锋队本位”的，知道人民蠢、笨，需要先锋队来带领。后来苏联变成了官僚集权，列宁设想的先锋队永葆先进的理念失败了；看在眼里的毛泽东想用人民革命的力量，自下而上地去净化先锋队，然后文化大革命整个失控了。整个世界左派沉寂至今，也跟在这两个问题上没有重大的理论突破有很大的关系。
来看电影，刚进鹅城（大公鸡），师爷给的方案是什么：投靠旧权贵，压榨底层百姓，从中分到一杯羹。
张麻子呢，武力+合法性，对上层动手，颠覆整个旧秩序。
好，张麻子的目的明确了，我们来看看他想“拯救”的这群穷鬼是什么样的呢。武智冲暴打卖凉皮的，群众围观叫好；张麻子斥退武智冲，群众下跪高呼“青天大老爷”；张麻子让他们站起来别跪着，说只为三件事：公平、公平、还是他妈的公平——然后围观群众又跪倒一片。
姜文电影中的人民形象非常像鲁迅先生笔下“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愚民：有人说要拆了黑暗的屋子，众人迫害；傻子要解救奴才，然后奴才喊人打跑傻子之后向主人邀功；还有，吃革命者的人血馒头。
这个卖凉皮的，张麻子替他申冤、解气，他还是成为了反动势力的帮凶——陷害小六子。可悲的是，最后被老爷们随意杀死，就像捏死一只苍蝇。这是那个时代人民悲惨命运最典型的代表。黄四郎无非是想通过凉粉男向张麻子传递一条信息：看，这就是你拯救的人，他们会成为杀死你的帮凶。
再说小六子，小六子是张麻子的儿子。恩，这个角色，如果不是按照毛岸英的照片选的角，我把那碗凉粉吃了。
杀死小六子的，是旧权贵的阴谋，也是冷漠的看客。就这样，一个诚实、热情、坚毅、果敢、出言必诺、想要自证清白的年轻人，连同他的美好的品质，就在这一群中老年人的目光中被杀死了。当然，没有人关心小六子是怎么死的、是为什么死的，人们关心的，只是他吃没吃那碗蛋炒饭，啊不，凉粉。
鹅城人民，受黄四郎欺压这么多年，当张麻子出头想要替人民解决掉这个恶霸、想要让人民得到解放，又撒银子又撒抢，喊了半天“枪在手，跟我走”，然后，跟过来一群鹅。
可以看到文化大革命的失败在左派心中造成了多么大的阴影——人民群众的形象已经极端化成了这样。为什么我们之前把人民地位抬到那么高呢，看看解放战争的踊跃参军、踊跃支前，看看在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中人民发挥的积极性，有的时候啊，还真的是有点“以成败论英雄”的味道。我个人观点，还是要坚持辩证法，不能把人民群众当成一个脸谱化非黑即白的形象来对待，人民中有积极向上的力量、也有浑水摸鱼的流氓无产阶级。不过电影嘛，艺术表现手法，无可厚非。
我们来看电影中人民是怎样被发动起来的：张麻子砍了黄四郎的替身。假黄四郎的隐喻也非常明显，权贵之所以为权贵、统治者之所以为统治者，是因为他们构筑了一套与其统治相匹配的制度和概念（礼乐制度、君权神授、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就是这些虚伪的画皮，成为了人民心目中不可侵犯的图腾。而革命者，就是要砍掉这个图腾、撕破这个虚伪的画皮，告诉大家天赋人权、自由平等、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再说简单点，“黄四郎”之所以成为“黄四郎”，不在于哪个具体的人谁是“黄四郎”，而在于“黄四郎”这个名号。当人民畏惧的画皮被革命者戳破之后，后面的一切也都顺理成章了。
为什么说反动势力是纸老虎，维系他们权威的画皮一破，是这样的不堪一击——这个画皮就是人民心中的心魔、畏惧权力的心魔，焉不知权贵的权力都是他们给的。
那么最后，导演依然没有忘记他的讽刺，人民是怎样对待解放他们的革命者呢？
最后张麻子图穷匕见：我革命的目的不是取代你，而是砸碎这个旧制度，从此再也没有“黄四郎”。
但是，但是，真的，革命成功了，就没有了黄四郎了吗？
这就是影片贯穿始终的另一个问题——先锋队变质的问题。
拿了钱之后，怎么办？老七公开提出带钱走人，得到所有人响应，注意应和的人中没有老二，老二是跟麻子一条心的，也是他最信任的人。
“咱们为什么来了？”——“钱啊”。一句话说出了谁的心声啊。
而张麻子力排众议——把钱发给穷人。“穷人”在电影中是一个高频词，仔细体会。说白了，闹革命的，也是怀有不同目的的，有的就是因为活不下去了，有的就是想升官发财，像张麻子这样，有崇高理想、明确目标的，不是为了自己的了利益，而是要“普度众生”的，不多（没说历史，只是说电影中这个七人小队）。
看这个抽烟的姿势，不要cosplay的太像。
毛·风暴降生·不焚者·弥林女王·安达尔人，罗伊那人，和先民的女王·七国之主·疆域保护者·多斯拉克海的卡丽熙·解放者·润之，说过一样的话：
我们把这样的人，叫做革命者。
电影中，跟张麻子一条心的，一个小六子，一个老二，他们都死了——指代什么，我就不说了。在先锋队变质中，花姐和黄四郎的钻石起到了关键的作用，这里面剧情分析网上有很多，我就不赘述了。在许多重要场景中，老二都没有出现，基本可以确定是在执行张麻子的任务了，这是一条暗线，能解释一些我们影片中看不到的剧情——比如说谁埋的尸体。然而老二在去山里之后就不幸遇难了，张麻子交代任务的时候，旁边只有一个人——师爷，明显是师爷向黄四郎告密害死了老二。作为这种投机粉丝，他绝对不会只在一边下砝码，然而是机关算尽太聪明。
（这个镜头，不能在明显了）
师爷是投机分子，而麻子其他四个兄弟，就是忘了初心的人们。
也能理解，有谁在面对既得利益面前，还想吃苦呢？还想跟“穷人”们共享呢？谁还想跟着泥古不化的大哥走呢？
张麻子打倒了，看来革命应该是胜利了。老三成了新的领袖，没人想跟着大哥了，他们要灯红酒绿，他们要吃火锅唱着歌，他们要去浦东，浦东就是上海。
影片的结尾意味再明显不过，毛的革命，哦不，张麻子的革命失败了：还是一群人坐着火车吃着火锅唱着歌，只不过火车上的人变了。至于白衣服的人是师爷还是黄四郎已经不重要了——全天下过去和现在的权贵们没有什么本质区别。
革命者骑在白马上，看跟到革命前一模一样的景象。
革命胜利了吗？
革命才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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